青铜葵花主要内容（青铜葵花梗概500字）

　　

　　最近，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少儿不宜描写，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曹文轩的儿童小说《青铜葵花》里有关父女情的描写，有批评指责为“太过露骨，感到不适。”

　　笔者也很好奇，找来了这本书。

　　这几年，在某电商活动期间把曹文轩的书八九不离十地给买的差不多了，但还没有看。因为作者的早期的一本书《没有角的牛》楞是没有读下去，觉得作者的文笔，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

　　当时，曹文轩曾经到本地举办演讲会，班上有同事前去听讲，我托他把这一扎书带去，抽空能让他签个名。

　　同事拎着我一堆书，乘兴而去，但是完璧归赵。同事说，现场人太多，根本插不上。讲座结束后，主讲人就被人前呼后拥走了。

　　这次，认真地读了一下《青铜葵花》。

　　

　　网友指斥《青铜葵花》的地方，是小说里写到葵花的父亲非常喜欢自己的女儿，出现了这样的语句：

　　“他觉得女儿的肌肤，嫩滑嫩滑的，像温暖的丝绸。”

　　“……他不禁将怀中的女儿紧紧搂抱了一把，将鼻尖贴到女儿的面颊上，轻轻蹭着。”

　　“他在给女儿洗澡，看到女儿没有一丝瘢痕的身体时，心里会泛起一股说不出的感动。”

　　其实小说里的葵花不超过7岁，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小女孩，父亲的怜爱之情，通过这种亲抚表现出来，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而且在小说里，我们很快看到，父亲因为到野外写生，不慎跌入水中，溺水而死。

　　

　　小说里渲染这一段父女情，也是用来说明父亲对女儿的情感之深，是为了下面的悲剧发生作铺垫用的，因为只有淋漓地描写父亲的爱，才能更好地衬托出小女孩的命运之苦，为她接下来的人生故事起到衬托作用。

　　只要我们把这一段描写放在小女孩还不到7岁这样的年龄段，我们就不会感到这些语句中有什么露骨的成份。

　　因此，从这一点上，指责《青铜葵花》中存在着少儿不宜的描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但问题是，《青铜葵花》撇除了这样的描写，是不是就是一部值得儿童去阅读的小说？

　　这倒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我们觉得，《青铜葵花》里的最大的问题，是作者把人生中几乎无力承受的苦难，用诗意的笔法呈现出来，让人对苦难丧失警惕，以为苦难里蕴藏着宝贵的财富。实际上，人生的很多苦难，如果按照小说里的方式呈现出来，远没有小说里的诗意可能，却会让人蒙上灭顶之灾。

　　而作者在小说里设定的苦难，完全是作者为了编织小说而集中在一起的，是一种人为生成化的苦难，而这种苦难，在小说里一一用作者的诗意的描写，想当然、轻描淡写地给予化解了，而真正的症结正是在这里。如果生活中出现小说里预设的灾难，哪怕是一丁点，都会带来更为可怕的严重后果与心理障碍，但作者却对这种可能性视而不见。

　　也就是说，作者为了编造故事的需要，从生活中抽离出那些可以浪漫化的灾难，然后用作者的战无不胜而又异想天开的温情幻想予以化解，从而挤出小说里所需要的诗化主题与臆造的人性颂歌。

　　

　　小说文本里一直充满着一种上帝般的拯救的基调，为了维持这种基调，必须用最可怕的灾难，把人物打入炼狱，于是，小说里的男孩与女孩，都在作者的这种功利性目的操纵下，成了可怜的被哀悯的对象、工具与符号。

　　我们不妨看看作者是如何打造出两个可怜的男孩与女孩的。

　　小说里的男主人公青铜，5岁的时候，因为一次意外成为了聋哑人。之后，他无法上学，只能靠放牛为生。在小说里，他被描写成一个心地善良的男孩，力主收留城里下乡的失去双亲的小女孩，是小说里重点歌颂的对象。

　　再来看看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葵花。葵花的父母原是城里人，但在葵花3岁时，妈妈得病死了，后来父亲来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带着小女孩，但灾难再次发生，父亲在写生的时候，也掉入河中溺死。

　　

　　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社会中最不幸的人。一个男孩，耳朵听不见，无法接受教育，是一种典型的残疾人，这种人，在乡村中，可以说面临着最危险、最艰险的生存困境，但在作者的刻意美化下，却成为人类拯救精神这一美德的集大成者。

　　小说里的小女孩，为了达到她能够被一个农村的聋哑男孩拯救这一主题，配合着达到颂扬男主人公的目标，必须让她往惨不忍睹的道路上不断推搡，踩的越深，把她作践得越可怜，越能衬托出拯救者的伟大与高尚。

　　于是，我们看到，本来小女孩有一个城里人的身份，父亲还是一个画家，有着这样的家教与地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沦为农村残疾男孩的拯救对象的。

　　但作者的主题先行的构思开始发挥作用了。作者抱着的创作理念，就是把小女孩的命运往下压，往下踩，让她打到地上还不够，还必须踩入泥土，打入十八层地狱。

　　果然，在作者的设置下，小女孩达到了这样的无以复加的可怜的命运。

　　

　　我们看到，作者把小女孩的父亲与母亲的身世就作了工于心计的设计，那就是小女孩的父亲与母亲，都是孤儿。这种父母双亲是孤儿的概率有多少？

　　反正这种不幸都一下子加到小女孩葵花身上了。

　　作者从源头上切断了小女孩的家族渊源，接下来，就从小女孩的父母下手了。

　　作者首先把小女孩的母亲处理成“生病死了”，葵花当时才3岁，然后小女孩与父亲相依为命。

　　在这样的情节设置下，小说给予了父亲对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算是苦难中的一点亮色，作者的用意应该是没有邪念的，是体现了在孩子失去母亲之后身为父亲的那一种独特的对孩子的关爱之情。

　　虽然作者造成了这一段父女情描写上的歧议，只能说作者言说的不到位，是作者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体现父爱的深情，而不得不通过一种想象出来的父亲对女儿的触摸之类的挚爱之情，来达到作者的写作目的。

　　总体来说，作者这一部分描写有值得追究的地方，但追究的起源，只能是作者的思维方式上的某些偏向，导致了小说文本的误读。

　　

　　从前后文的角度来看，这一段产生歧议的描写，并没有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因为接下来，小说里的父亲又被作者处理成死了。

　　这样，小女孩的爷爷辈共有四个人，被作者写死了，然后母亲与父亲也被作者写死掉了。

　　其实在中国现有的生存环境下，我们会发现七大姑八大姨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现象，但是作者偏偏违背中国人所习惯生存的血缘网络体系，把小女孩本来应该连结着的像蛛网一样的血缘关系，统统给撕裂了。作者用死亡，逐一清除了小女孩血缘网络上的所有的亲人，最终目的，就是让小女孩成为孤儿，然后让她成为小说里被救赎的目标，从而反衬出乡村里的聋哑少年横空出世，来拯救这个城里的小女孩，以达到小说催人泪下的煽情目标。

　　然后小说里迎来了一个非常令人难堪的情节，就是小女孩必须交给乡村来收养。因为作者作了充分铺垫，小女孩已经没有任何城里的亲人，而干校的叔叔阿姨们，也抽不出人来照料她，总之，不方便收养小女孩，那么把小女孩移交给乡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小说里写到，小女孩被放在村前的老槐树下，像一个物件，像一个宠物，让村民们来选择谁家收养。

　　这种场面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的确是一种历史上的丑恶现象的重演，但作者的笔下，被赋予了高大上的崇高感。

　　情节按照作者既定的“农村里的残疾人是世上最伟大的人”的主题与理念继续发展下去。

　　青铜一家收养了葵花。

　　

　　然后接下来的情节，就是青铜一家，如何把最好的东西给了葵花，青铜宁愿自己不读书，让葵花去念书。为节省用电，青铜去捕捉萤火虫，放在南瓜里，制造出匪夷所思的南瓜灯。用冬天的冰块，做成冰珠，串成项链，送给葵花作演出的装饰，想一想，这可能吗？葵花想拍照片，青铜省吃俭用，满足了葵花身为城里小女孩的这一“臭美”行为。农村中，只有那些最懒的家庭，才会把芦花鞋又臭又脏地套在脚上，在小说里，却被写成了一个圣光笼罩的艺术品。

　　总之，小说以乌托邦的笔触描写了乡村的罗曼蒂克情境，表现出纯朴的农村少年，是如何无私地奉献自己，照顾着城里的小姑娘。

　　作者的小说究竟写的是哪一个时代？小说看不到时代背景，但却有“蝗灾”“运送救济粮”等等情节，里面有村长，都不像是文革十年的生活，但是小说里又明明写到的是“五七干校”，而五七干校第一次出现是在1968年，那么小说的故事区间是在文革期间。

　　

　　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设置的故事背景是东拼西凑的，作为小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鲁迅讲过，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塑造，都是拼装而成的，在这一点上，虽然小说里的时间年代明确不合实际，但还不是根本性的问题。

　　小说里的最为致命的问题，是小说里用明显觉得不可信的描写，把小女孩的悲惨的命运，抒写得花团锦簇，满口生津，巧立名目、工于心计地描写了一个聋哑的乡村少年，犹如天生的救世主一样，担负着拯救城里小女孩的职责，歌颂乡村的纯朴的灵魂，动机是好的，但可能吗？

　　我们不妨看看莫言的小说，里面也提到了乡村少年，还有乡村里的那些心灵随着身体残缺也扭曲的残疾人，都可以看出，乡村里没有什么美丽的童话，没有什么拯救城里的罗曼蒂克虚幻。《透明的红萝卜》里的少年，虽然在工地上受到一位小姐姐的照料，但是小姐姐却心仪的是另一个大哥哥，少年因爱而妒，私下里却给小姐姐使绊子，这才是莫言能够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敢精神塑造出来的少年真相。

　　而知青小说里对乡村残酷性的描写，也证明了乡村里的残酷性，是用一种想当然的虚假童话遮蔽不了的。

　　

　　《青铜葵花》这样的小说，它对孩子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危害，那就是相信最美好的拯救者会在乡村深处，世界的精华会在乡村的最原始的天地里。

　　包括作者本人，其实对乡村的这种原始氛围，都唯恐避之不及，身居城里，享受上层建筑之便利，但却在小说里炮制这种乡村神话，让孩子误以为远离教育的乡村里，积淀着人类的最崇高最美好的因子，这才是《青铜葵花》的最为要害的问题。

　　

　　而作者为了达到鼓吹这种苦难生活里的崇高伟大，不惜对城里的小女孩用一层层不可思议的灾难加在她的弱小的肩头，然后肆意地在乡村里生成出一个救世主式小男孩，来完成对城市的拯救命题。

　　这根本的逻辑就是必须把城里的小女孩写成绝望的悲惨，才能写出乡村的伟大。

　　

　　而小女孩由此成了作者笔下的牺牲品。

　　作为道具的存在，小女孩葵花身上的让人难以卒睹的描写，就不是读者指责的那些父亲对女儿亲抚的露骨描写，而是她被写成了一个惨不忍睹的小女孩，一个像女奴一样置放在村头乡场上进行拍卖一般的小女孩，这才是让人耸然而惊的更为可怕的虚构。